今年是李因笃先生逝世330周年纪念。我们纪念李因笃先生，先须从略述关学一二开始----

（一）

关学，作为中国古代一门哲学学派，它独出理学，而源发儒学。其自北宋创立至民初终结，历时800年之久的学脉延续；从张载“勇于造道”到牛兆濂“存心继道”，历经数十余代表人物的薪火相传。既积累了深厚的哲理，也培养了伟大的精神。在宋明理学的时代思潮中，诸派哲学同异交织，气象万千。濂学有超越之象，洛学有沉潜之风，闽学渊深而精密，唯关学博而雄浑。

关学创始人张载( 1020－1077)，字子厚，眉县横渠镇人。著有《正蒙》《西铭》《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据《宋史·张载传》记载，张载“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为横渠先生。”少年时喜谈兵，曾向焦寅（彬县人）学兵法，计划组织武装力量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之地。21岁时，写信给当时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讨论边防问题，范仲淹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劝他读《中庸》。从此，他走上了治学道路。进士登第后，曾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今陕西宜川）令、崇文院校书，后因病辞返关中讲学、授徒。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受吕大防之荐，任同知太常礼院，不久以病归，途中逝于临潼，时58岁。被后世尊为理学宗师之一。被后世力推为中国最霸气“四句”之一的张载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张载对自己哲学的学术使命的高度概括，即：要以哲学揭示宇宙的本质和规律并进而确立人在天地间的主体地位（人是天地之心）；以哲学来探索人生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从而为广大民众确立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以哲学来继承和发扬面临危机的圣贤之学，承续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哲学为人们设计一个万世太平、永远美好的理想社会。概而言之，就是为人们提供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观和社会观。张载四句，充分表达了一位哲学家的崇高使命和远大志向，受到后世哲学家的赞赏和认同，至今可视为有史以来，哲学家对哲学使命的高度概括，冯友兰称之为“横渠四句”。这种横空出世的高度概括，历经数百年风雨洗炼，世道变迀，迄今仍熠熠生辉，光耀夺目，摄神醒心。其“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崇礼贵德”的学术主旨、“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及“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将依然被后世所膜拜、所推崇。

（二）

张载是宋代四大学派之一的关学的创始者。张载的哲学思想，在关中地区影响很大，从学者甚众，一时门生如云，声势颇赫，以他为领袖的关学学派就形成了，此后，一直延续到明清、民初之际，所以，张载是关学的创始人。从关学形成和发展的总体来看，它在中国理学史和哲学思想史上具有显著的特点和独特的地位。“关学始终葆其‘躬行礼教’、力排二氏（佛、道）的‘崇儒’宗旨。它以‘气本’‘气化’之学和‘精思’‘实学’之风，同朱（熹）学、王（阳明）学相依相离，鼎足而立，为宋明理学写下了独放异彩的篇章”。

一代人杰选就一代事业，一代事业又成就一代才俊。大宋王朝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分裂与动乱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而统一为学术繁荣提供了稳定的环境。面对隋唐时期佛、道的昌盛及其对儒学的挑战，儒家学者为了挽救日益衰落的儒学，一方面重建道统以强化其历史承传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构筑本体以优化其理论体系的哲理性，濂、洛、关、闽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创建理学的。张载怀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使命感，经过多年的俯读、仰思、心悟、践行，构建了以“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为框架的思想体系，并以此在横渠镇收徒讲学。许多学生慕名来学，门人甚众，可考者有蓝田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人称“蓝田三吕”，武功苏昞（bǐng）晒、游师雄，旬邑范育，河东薛昌朝，洛阳种师道，关中潘拯，长安李复，诸城刘公彦，安丘田腴，古田邵清，邻州张舜民等，其中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李复等人，对关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时间也出现了“关学之盛，不下洛学”的现象。

到了宋末，陕西相继沦陷于金、元（蒙古）的统治之下，尤其是关中西部一带，长期处于宋金对峙的前线，关学学脉在战乱、动荡中延续发展。金、元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接受了汉文化，将儒学作为意识形态。时即大兴学校，推行儒家教育，以儒家经义作为科举取士标准，程朱理学迅速传播。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不久，恢复了科举制度，程朱理学被定为取士的标准。同时，书院极盛，关中兴建了鲁斋书院、横渠书院、正学书院，著名学者许衡（1209-1281，号鲁斋）应忽必烈之召，出任京兆提学，在关中大兴学校，关学为之振兴。涌现出了乾州杨奂，高陵杨天德、杨恭懿父子，奉元（元代西安旧称）萧维斗、同恕等一批著名学者。

明代建立以后，明朝政府承袭元代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传统，奉程朱学为官方学术，以程朱注解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理学在关中有了新的发展。三原王恕、王承裕父子创办了宏（又作“弘”）道书院，成为“三原学派”的创始人。王承裕长期讲学于宏道书院，在教育生徒的过程中，注重以礼为教、以礼为先，三原士风民俗为之一变。王承裕曾刊布《吕氏乡约》《乡仪》等书，教化乡人，极大地促进了三原世风、民俗的变化。王承裕门人有马理、秦伟、郝世家、雒昂等，以马理最为著名，被当时学者尊为“今之横渠”。马理晚年归隐讲学于商山书院，远近学者接踵来学，影响颇大，甚至名闻国外。大荔人韩邦奇（1479-1556），字汝节，号苑洛，十分注重对张载气论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他认为“自孔子而下，知‘道’者惟横渠一人”，“论道体乃独取张横渠”。略晚于三原学派的是由河东传播到关中的河东学派，这一学派以渭南薛敬之、高陵吕柟（nán）为代表。薛敬之承继了张载“天人合一”的思想，把气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吕柟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在本体论上，主张以气统合理性；在为学之方上，依循朱子格物致知、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在知行观上，主张躬行礼教，笃实践履，反对空疏之风，有鲜明的实学倾向。此外，著名关学学者还有富平人杨爵（1493-1549），字伯修，号斛山。明朝中期，阳明心学迅速传播，最早把阳明心学传入关中的学者是曾在绍兴为官的王阳明弟子南大吉，此后关中又出现众多倡扬阳明心学的学者。随后，清算心学空疏学风的理论也在关中应运而生，长安冯从吾、凤翔张舜典为其代表。冯从吾长期讲学于关中，四方从学者达5000余人，时人称“关中杨伯起、张横渠、吕泾野三先生后，惟先生一人”。冯从吾立足于程朱之说，发扬张载关学躬行实践、经世致用的传统，主张“敦本尚实”，反对阳明心学末流猖狂无忌惮的偏弊，是明代关学的集大成者。

清代关学的发展分为初期、中期、晚期。明末清初之际，强烈的民族感情迫使关学学者反思明朝灭亡的惨痛教训，坚持高蹈的士人气节、民族气节，对新王朝采取抵抗的态度，或遁迹山林，或讲学乡间。以李颙（yóng） 、李柏、李因笃、王弘撰、康乃心、王建常、王心敬、康吕赐等为代表的关中学者，不仅表现出坚定的士人气节，而且在思想上突显出强烈的阳明心学倾向，这也成为此一时期关学思想发展的主流。李颙（二曲）为清初最著名的关学学者，与富平李因笃、眉县李柏被时人并誉为“关中三李”，又与黄宗羲、孙奇逢齐名，并被称为“清初三大儒”。全祖望称其“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寒饿清苦之中，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无所凭藉，拔地倚天，尤为莫及”。李颙门人众多，知名者有户县王心敬，大荔张珥、李士瑸，宝鸡李修，邠州王吉相，蒲城宁维垣，洛南杨尧阶、杨舜阶等，其中王心敬最为著名。

时到清末，关中传播程朱之学影响最大的当为李元春晚年弟子三原贺瑞麟。贺瑞麟“信《小学》《四书》如神明，遵横渠熟读成诵之说，严为己为人之辨，于心术隐微之际，反躬克己，学如不及。其日用伦常，自洒扫应对，以至冠婚丧祭，造次必以礼法，俾先王遗教，彬彬然见诸实行”。贺瑞麟以程朱为准的，以倡导张载礼教为己任，延讲古礼，教化风俗。其弟子较著名者有蓝田牛兆濂、富平杨健斋、米文卿、左史、刘守中、房温如、杨汝振，兴平马鉴源、华阴王守恭、泾阳柏堃等。中日甲午之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关学学者重视对西学的吸收，其中咸阳刘光蕡（读fén，自号古愚）影响最大。维新运动之初，刘光蕡在陕西积极响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一时有“南康北刘”之称。

总之，自北宋张载创立关学之后，800年间，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它经历了北宋昌盛、金元衰落、明代复兴、清朝嬗变、民初淹绝的历史轨迹；它呈现着张载气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明清实学交织递衍的学术面貌。然而，无论历史如何变迁，学派如何争论，关学却蕴含着重使命、重礼教、重创新、重博取、重节操的优秀精神。                    

（三）

李因笃，字天生，又字子德、孔德，号中南山人，陕西省富平县韩家村人。生于明崇祯四年辛未（1631），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寿年62岁。

李因笃先世是山西洪洞人，金元时，迁移关中，定居今富平县薛镇韩家村，其高祖、祖父经商于陕北。父亲李映林“始以文补邑诸生，少而刚方，绩学不怠，独好传注，以程朱为宗”。从师明末关学儒宗冯从吾，为得意门生，明思宗崇祯七年(1634)，患病而亡，年仅27岁。是年七月，李自成率义军攻占富平，其居韩家村被围，祖母杨氏囿于传统“忠君”思想，率族人81俱焚，3岁的李因笃与弟李因材随母去富平县宫里镇董村田堡外婆家才幸免于难。从此，李家门户萧条，无依无靠，母子三人只得客居外婆家。李因笃外祖父为增广生员，对李因笃“提携教诲”，使李因笃受到了良好教育。李因笃天资聪颖，5岁即读经史，过目不忘。7岁时，其母见李因笃逐渐懂事，便取出其父遗书及冯从吾肖像，哭诉曰：“此孔孟真传，若父畴昔之潜心从事者也，小子从此自励，若父为不亡矣。”李因笃从此昼夜诵习，手不释卷，继承父志，学益大进。“八岁能文章，出语辄惊人”。11岁应县试，考取第一名，入庠学习，时人称之为“神童”。不久，他抛弃了科举应考，“为诗文，有闻于时，而尤潜心于传注之书，以力追先贤。”

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攻陷北京，明朝灭亡。李因笃深感亡国之痛，立志反清复明。清世祖顺治五年(1648)，李因笃告别故里，出外游学，经友人苏生紫、赵一鹤推荐，抵达代州（今忻州市代县，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在知州陈上年（河北清苑人）家任塾师，后陈上年调至雁平道，李因笃随同前往。此间数年，他益发愤读六经及濂洛关闽诸大儒书籍，所著诗文更加高古精邃，名播海内，一时骚人词客，趋之若鹜，至邸舍不能容。其中著名学者昆山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太原傅青主（山西太原人）、粤东屈大钧（广东番禺人）和他结为至交。人称“自有名士以来，以布衣耸动四方，未有如公之盛也。”康熙五年(1666)，顾炎武两次会李因笃于代州，他们在陈上年的庇护下，联络志士20余人，于雁门、五台之间，披荆斩棘，垦荒种田，以图复明之举。康熙六年(1667)九月，陈上年离职而去，李因笃携家归秦。康熙七年(1668)春，顾炎武因文字狱牵连，在济南入狱，经李因笃、朱彝尊（浙江嘉兴人）等友人的多方奔走竭力营救，于是年十月获释出狱，与李因笃在北京相会。此后，李因笃与顾炎武的情谊愈加深厚。康熙九年(1670)，李因笃再次东出潼关，走河南、下扬州，南游湘、鄂、楚等地，结交四方学者。康熙十一年(1672)，“三藩之乱”（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清初叛乱）突起，社会动荡不安，李因笃考虑到老母亲的安全，于是急速返回故乡。此时，陕甘一带也发生动乱，朋友郭九芝、总兵张梦椒欲推荐他从军，李因笃力辞，遂避居富平北部明月山下，但军政官员仍不断缠扰，后“避地凤翔，又之延安”。康熙十四年(1675)，周至李二曲“以避兵氛”，应县令郭九芝之邀，隐居于郭九芝为其修建的隐士庄拟山堂别墅（在今富平王寮军寨村），李因笃为其作序以记大略。以后，李二曲与顾炎武、李因笃、王山史（华阴人）、李雪木等学者名士经常在此研究学问，和诗唱文，讲学质疑，长达五年，后李二曲返回周至。

康熙十七年(1678)，清政府为延揽人才，开博学鸿词科，诏举文行兼优之士。内阁学士项景襄、李无馥，大理少卿张云翼以“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荐举李因笃，李因笃以母老家贫为由，力辞不就。然而，康熙早闻其名，称他与秀水朱彝尊、慈溪姜宸英、无锡严绳孙为“四布衣”，“必欲致之”。地方官吏奉旨催促，李因笃不从，以死抗拒，后在母亲的规劝下，于秋季涕泣登程。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一日，李因笃扶病考试，皇上拔之前列，授翰林院检讨，受命纂修明史。李因笃自抵都以至授职后，以母老孤寂、无所依托为由，屡次具呈具疏，先后上疏陈情37次。人云，《告终养疏》其文情词恳切，可与“李令伯（李密）《陈情表》同擅千古，其文可追班马，为我朝第一篇文章”。康熙看了，深为所动，遂准许他的请求。离京那天，京师士大夫数百人为其送行，朱彝尊“祖饯于慈仁寺，挥泪而行”，龚鼎孽为其题写“西京文章领袖”的堂匾赠行。

康熙二十三年(1684)春，李因笃应聘到关中书院讲学。此前，为重振关学学风，李因笃与关中李二曲等名士积极倡导修复关中书院。李因笃谦让，不担任书院负责人，但为关中书院的恢复和关学的振兴奔走效力。经常在这里讲学，与诸学者切磋学问。他曾告诉二曲先生“闻米侍御至省，当乘间一言，此天地盛典，吾徒分内事也。今执事举少墟先生之任，委之于笃，是以乌获百钧，界不胜匹雏者，况京兆人文之薮，轩冕之彦，相望于涂，何至惟席无人，使谫陋如笃者，俨辱布衣祭酒之座乎？”随后，关中书院成为“关学大兴”的圣地。是年七月，其母去世，因李因笃平日谨遵母训，“乐善亲贤”，四方亲友万余人前来送丧。同年，李因笃应邀为创建朝阳书院撰写序文，并在此讲学，推动了关学的进一步发展。李因笃晚年，因为年迈体弱，出外讲学不便，便在富平镜波园或家中收徒讲学，常以著书立说写诗唱文为乐。康熙二十八年(1689)春，突患偏瘫，友人朱长源前来探望，李因笃拉着他的手说：“吾一生作诗文，不下数百万语。”又抚摸胸口说：“无一字不从此中刻画出。”虽然说话困难，但仍伏案读书，撰稿不断。康熙三十一年(1692)，李因笃离开了人世，终年62岁。

（四）

李因笃的生平，详见于富平朱树滋所撰《李文孝先生行状》及吴怀清编《关中三李年谱》之《李天生先生年谱》。其学术思想发展阶段及其主要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崇祯四年（1631）至顺治十五年（1658）。此间，李因笃在关中，受学于外祖父，并与关中学者多有交往切磋，为积累期。李因笃四岁丧父，幼承庭训于母亲田太孺人（1609—1684）。其父李映林（1608—1634），字晖天，谧孝贞，私淑于晚明关中大儒冯从吾（1556—1627）（字仲好，号少墟，陕西长安人），尊礼崇德，乡有贤名。五岁时，其母携家避乱于富平县宫里镇董村田堡外祖父田时需（？—1695）家，遂从外祖父受读经史及唐宋古文。七岁时，母取李映林藏书及冯从吾小像示之，以勉其向学。李因笃泣受，益发奋经籍，承其父志。清顺治元年（1644），十四岁，欲结客塞上不得，归而闭门研习经学。次年，与理学家王弘撰（1622—1702），（字文修，一字无异，号山史，陕西华阴人）结交于长安。

第二阶段，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十八年（1679）。此间，李因笃开始游学生涯，广泛结交文人豪客、理学名贤、达官贵人，为精进期。顺治十六年，李因笃二十九岁时，外祖父卒。其后，广泛交游。三十三岁，与顾炎武（1613—1682），字忠清、宁入，号亭林先生，苏州昆山人）结交于山西代州。三十六岁，结交朱彝尊（1629一1709）（字锡鬯chàng，号竹垞chá ，浙江嘉兴人）于山西太原，结交屈大均（1630一1696，字翁山、介子，号莱圃，广东番禺人）于西安。四十六岁，为李颐作《隐士庄拟山堂记》。四十八岁至四十九岁，应博学鸿儒赴京，与阎间若璩、魏象枢、汤斌、陆陇其等结识。

第三阶段，康熙十九年（1680）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李因笃归养关中，为成熟期。其晚年推崇张载，提倡关学，宣讲礼教思想。康熙二十三（1684）春，李因笃五十四岁，应川陕总督希福、西安知府董公之邀请，主讲关中书院。次年七月，至岐山朝阳书院讲学，著有《朝阳书院会讲录》，已佚。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三十一年（1692），交游关中，奖掖后学，整理诗文旧作。

李因笃一生安贫乐道，勤于研读，执教著文，毕生不倦，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李因笃在史学、天文、历法、乐律、书法、绘画、考据学等方面亦有很深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诗说》《春秋说》《议小经》《汉诗音注》5卷、《汉诗评》5卷、《古今韵考》《受祺堂诗集》35卷、《受祺堂文集》4卷、《受祺堂文集续刻》4卷、手抄本《山汉论》1卷等。李因笃在音韵学、文字学方面有深入研究，顾炎武著《音学五书》时，常与李因笃商讨，顾炎武说：“深知吾书，海内惟李天生一人。”

（五）

李因笃的关学思想散见于其诗文、书信，集中体现在其十三篇策论及康熙十五年（1676）为王弘撰所写《正学隅见序》、《舆孙少宰书》、康熙二十四年所撰《重修宋张诚公横渠夫子祠记》等文中。概而论之，李因笃早年推崇朱熹但不排斥陆、王，晚年极力提倡张载之学；其关学思想特点可以归纳为：尊经、尚贤，重史、实政，崇礼、讲学。

一、“深于经学”的学术观——尊经、尚贤。李因笃认为治经学是为了通晓治国之道，有裨于国计民生。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在其著述中。基于对汉唐儒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及当世空虚学风的反思，他认为理学当以经学为本。

二、务求实用的社会政治观——重史、实政。李因笃不但在经学观上倡导求实，而且在社会实践中也充分贯彻了求实精神。他关注社会民生，注重教育、经济等内容的研究，秉持关学的笃实传统，即所谓“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有鲜明的求实之风；在陈、陆中，他认为司马迁之《史记》综合了《尚书》记言、《春秋》记事的史学方法，焉历代史书之祖。他评析诸史，认为前四史“创继相因，得失互见”。他总结撰史之法，提出“二旨六法”。认为“作史前要旨有二：曰简才，曰疕（bǐ ）事。”前者指选择人才，后者指搜异长编。在对史书的体裁、文采、凡例等论述的基础上，提出“辩体”“尚质”“阙疑”“治例”“原赞”“专任”等六个方面的准备。

三、崇尚气节、正论开学——崇礼、讲学。李因笃熟读六经及濂、洛、关、闽诸儒之书，其思想多“恪宗考亭，不参异见”。同时也在躬行礼教、崇尚气节方面继承了关学的传统，如横渠、二曲评价：他孝悌于家，忠信于友，心系儒学的礼教传统，甚为恪守；他一生游于诗文，深谙经史。感于世风而学归张载。在明清学术转变的大背景下，李因笃致力于纠正蹈于空疏的时代学风，又秉承注重躬行、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为关学在清初的影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六）

李因笃与李颐、李柏并称“关中三李”，是清初关中的著名学者和诗人，其人“以文学名海内，而慷慨有豪侠气”，其学虽不及李颐精深，但因其“发愤读六经及濂、洛、关、闽儒书”，“深于经学”，故其思想成就颇多特色，亦颇有意义。从价值取向方面说，李因笃的基本价值观念是“经世致用”。江藩在《宋学渊源记》中称李因笃“闭户读经史，为有用之学”，的确抓住了其为学的宗旨。李因笃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具体表现为“尚真”“重行”“求实”三大方面：

一、“天子学圣”的尚真政治观

天子必学，学必为圣人，是李因笃提出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不仅具有教育思想的含义，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独特的政治理念。他从“学”与“王”即教育与政治两个方面，提出“天子学圣”主张的。那么，李因笃提出这一主张的价值意义何在呢？首先，他认为，只有天子必学、学必为圣才是把握治国之方的关键、认识治国之道的根本。其次，他指出，天子必学、学必为圣又可以统一天下人们的言论，防止处士挟私害公，众言淆乱破道。他强调，只有天子学圣，才会形成国家统一的言论标准和社会认同的意识形态。再次，他提出，天子学圣以在最高领导者身上实现道与法、制行与立说的统一，从而，使天下人有正确的言行规范。所谓道与法、执行与立说的统一，其精神实质乃是客观规律与治世法则、真理认识与行政决策的统—。李因笃把道与法、立说与制行相对而言，显然是在强调君主的治世法规、制度行政都必须遵循于“道”、符合于“理”（立说），即以符合规律、符合真理为准则，由此看来，尽管李因笃对于天子必学、学必为圣的三个方面做了阐发，但他的核心思想是崇尚“道”、弘扬“道”，即崇尚和弘扬真”的价值。李因笃之所以要强调“道”——真理的价值，显然针对的是“虽有其位，苟无其德”或虽有治法，却违治道的“无道”昏君。他在《受祺堂文集》卷一中尖锐地指出：“不有天子而学为圣人者，将何以持其终哉？”就是说，不能把道与法相统一的统治者，是不会长久的。

二、“取人以人”的重行人才观

人才价值观是李因笃价值观念中的重要内容，也鲜明地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李因笃认为，长期以来，在人才选拔上存在着两大弊端，一曰“以言取人”，二曰“固守资格”。他认为“唐宋以后，取人以言。”造成了深远的消极影响。强调，唐宋以后，虽有科举之法，且法制日严，然而却弊病丛生。指出空言和重资格的共同偏颇在于不重视人的实行和实功，结果造成了言行脱节、名实不符的社会风气，选拔了有言无行、有名无实的平庸之辈，对治国治世毫无意义。针对这种“取人以言”的人才价值标准，李因笃明确提出“入”的人才价值观。所谓“取人以人”，诚然包括多方面的内涵，但他突出强调的是行、用、实，即实际的德行、才能和事功。如何选取有真才实学的可用人才，李因笃主张把古代的科贡与选举两法结合起来，优势互补、缺陷相抵，特别是在科贡考试中无论是试之以“论”还是试之以“策”，都应重视考察其人是否有“处事临民”之才，其言是否有“见诸施行”之实。这种“取人以人”的人才观，表现了李因笃重行即重视人的实践能力的价值取向。

三、“理学以经学为本”的求实学术观

李因笃在学术上的突出贡献是对经学的研究和成就。顾炎武赞他如东汉经学家“康成（郑玄）、子慎（服虔）之辈”，江琬在《亭林文集》卷六《广师篇》中称他为与顾炎武并肩的当世“经学修明者”。《清史稿·儒林传》称“因笃深于经学”。李因笃的经学成就是与他的学术价值观有密切联系的。可以说，他的经学成就是在他的学术价值观的指导下取得的。

李因笃学术价值观的集中表现是提出了理学以经学为本的重要思想。他认为，汉唐诸儒，尽管“天资卓迈，出处较然”者甚多，但终不得称为理学，其原因在于他们“经学未纯”；而宋儒朱熹之所以称为理学大师，原因在于其学以经学为本，以《四书集注》为主，而其书“尽善尽美，无可遗议”。

所谓“经学”，即阐发先秦儒家经典文本的学术。它的基本特征是通过阐发儒家经典中的经世致用之道，以引古筹今，明道救世。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崇实贵用的实学精神。李因笃提出理学要以经学为本，正是要弘扬求实的学术价值观，以区别和扭转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脱离实际、不讲实用的空虚学风。李因笃明确指出了当时的儒者受此空虚学风的严重弊端，借用推崇经学来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李因笃不但在学术思想上倡导求实，而且在学术实践中充分贯彻求实精神。他撰写的关于漕运、郊祀、圣学、荒政、治河、史法、天文、历法、盐政、钱法、乐律、屯田、用人等方面的文章，都是考证源流、针对时弊、引古筹今的经世致用之作。

总之，李因笃经世致用价值观的主要内涵是贵真、重行、求实。这种观念，一方面表现了明清之际的学术精神，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关学的优良传统。关学自张载创建以后，学术思想曾几经变化，但尚真、崇实、主行、贵用的价值追求，不绝如缕。经世致用、开物成务的实学精神，是关学数百年来培育的优良学风。它不但在宋明理学中独具特色，也在整个中国的思想史、学术史上放射着光彩。在倡导实事求是的今天，这种精神仍然是值得继承发扬的。

参考书目

1、吴怀清：《关中三李年谱》

2、刘  泉  高春艳：《李因笃集》

3、高春艳：《李因笃评传》

4、赵馥洁：《关学精神论》

5、刘学智：《关学思想史》

6、刘宗缟：《关学学术编年》

7、《清史稿》

8、《富平县志》（乔、吴、樊）

（2022年11月22日辑于春泥斋）